多年以前在上海读书的时候，我总爱在外滩留连。有时，我顺道从香风弥漫的南京路走到外滩，有时则专程从位于江湾的复旦出发，乘车经过外白渡桥到达外滩。一面是中国流淌千年的浑浊的母亲河，一面是充满异国情调的洋行大厦群，外滩浓缩着十九世纪中叶开埠以来东西交汇、华洋共处的上海历史，记载着这个如罂粟花一样奇美的城市的血腥与耻辱、自由与新生。夜雾微浮的时候，看够了江上明灭的灯火和远处城镇的轮廓，我常转过身，伴着黄浦江上无止无息的涛声和略带苦涩的河风，观望匆匆或悠闲的行人，猜度新月型的大厦群里哪幢是上海总会，哪幢是日清轮船公司、大英银行、意大利邮船公司……外滩，在我心中一直是上海最美丽的风景、最精致的象征。
当我的思绪在外滩的上空飘荡的时候，我想起了一位不久前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孤身远去的老妇。透过半个世纪的烟云，于灰色的人群中看见年轻高挑的她，走出公寓到外滩看风景、听市声；官僚、买办、姨太太、阔得无聊的遗老遗少、闲得无聊的少爷小姐、雨夜的霓虹灯、盐水花生和烘山芋、鸡蛋与香精的气味、夜晚橱窗中裸露的木制模特儿……她代表着并用自己的笔触及着上海人最真实的生活和灵魂，即使看见警察打人，她表现出的也只是“想去做官，或是做主席夫人”的典型上海人式的“奇异的智慧”。这个受过传统淑女教育和香港西式教育的奇女子，这个由上海滩熏陶出来的女才子——张爱玲，在外滩的背景下构成我心中上海的象征。她书写着“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，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”而产生的上海小市民最世俗又最华丽的乐章，最终成为如罂粟花一样奇美的海派文化的一个代表。
大学毕业以后到北京人艺工作，我爱从五四大街走到东华门旁的筒子河畔散步。筒子河就是旧时的护城河，依河而建的是一排最简陋的民宅，与民宅仅一条石板路相隔的，便是故宫高大森严的城墙。夏天，透过依依杨柳，抬头看故宫的红墙金瓦和角楼，看鸽子在蓝天上飞过，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“天子脚下”。冬天，在残雪的静穆中，我仿佛听到宫内有悠远的钟鼓声传来，民宅里有时会有一声清亮的京胡划破长空，令人产生一种苍凉的感觉。筒子河畔的风景，浓缩了我对北京的所有认知和理解，成为我心中千年古都的绝妙象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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